益枝小雨傘 的部落格

康德正是由西方文化通向中國文化的巨人－－殷海光
康德是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與唯一探索時間性這一維度的人－－海德格

康德的歷史哲學長久以來一直為國內學術界所忽略，往往被視為過渡到黑格爾、乃至馬克思歷史哲學的橋樑，而不是一套未成熟的理論。但這是一種不幸的誤解，因為康德的歷史哲學自成一派，與馬克思與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分屬不同類型。康德本人雖未撰寫一部討論歷史哲學的專著，但有八篇重要著作直接涉及歷史哲學。

《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增訂版）》包括這八篇著作的中譯及注釋，並在書末附有詳細的研究書目供研究者參考之用。透過本譯作，讀者可了解康德的歷史觀，他對「啟蒙」和「人類意志」的理解、對永久和平的追求，以及哲學體系中「自然」的最終目的。

康德所理解的「歷史」，並非以作為生物種屬的人類為對象，而是將全人類當作整體，進而探討自由的進展；這便是他所謂的「普遍歷史」。這種「歷史」可以預示：人類就整體而言，將在道德上不斷地趨向於更佳的境地。而歷史應以「人類意志的自由之活動」，也就是人類自由意志在現象界中的表現為主要探討對象。對康德而言，人類是地球上唯一擁有知性的存有者，是唯一可以替自身任意設定目的之物種。

此外，康德將追求永久和平視為人類的一項「義務」，但這項義務並非嚴格意義的道德義務，它的實踐僅要求行為的合法性，而不要求其道德性。同時，它並不與道德理念，如「最高善」相同，「永久和平」在現實世界中永遠無法實現，而是具有歷史的可能性。且它的實現並非直接依靠道德動機的力量，反倒是從人的自然本能得到更大的助力。

最後，康德基於人類創造文化的能力，將人視為自然的「最終目的」。對他而言，歷史意識是文化發展的結果。在康德的歷史哲學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類正是作為自然的「最後目的」的人類。由於歷史僅存在於歷史意識之中，故唯有已啟蒙的民族才有歷史可言；單憑史料並不足以構成歷史，只有通過歷史意識之反省，史料才有意義。因此，他的歷史哲學不屬於純粹的道德哲學（即「道德的形上學」），亦不屬於自然哲學，而是如黎德爾所言，屬於「道德哲學的經驗部分」或「應用的實踐哲學之一章」

作者簡介

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生於東普魯士科尼希貝爾格（Konigsberg），1804年逝世於該城。他於1740年就讀於科尼希貝爾格大學，1746年至1755年迫於生計而終止學業，擔任家庭教師。1755年他在科尼希貝爾格大學完成學業後，留校任教，直到1797年因年老力衰，才終止授課。在哲學方面，他繼承啟蒙哲學之傳統，綜合歐陸理性論與英國經驗論，形成其批判哲學，開啟從菲希特到黑格爾的德國理念論；就其原創力及影響力而言，誠為近代西方哲學家第一人。其主要著作有《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道德底形上學》、《單在理性界限內的宗教》、《未來形上學之序論》等。

譯注者簡介

李明輝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及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其後獲得「德國學術交流服務處」（DAAD）獎學金，赴德國波昂大學進修，於1986年獲得該校哲學博士。曾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客座副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目前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暨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合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家與康德》、《儒學與現代意識》、《康德倫理學與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康德倫理學發展中的道德情感問題》（德文本）、《現代中國儒學》（德文本，即將出版），譯作有H. M. Baumgartner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導讀》、康德的《通靈者之夢》及《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

在世界公民的觀點下的普遍歷史之理念

譯者識

在《哥達學報》（Gothaische Gelehrte Zeitungen）第12期（1784年2月11日出刊）的〈簡訊〉中有一節提到：宮廷牧師長蘇爾澤（Schulze）正致力於以通俗的文筆改寫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使它能為大眾所理解。在同一節的另一處則出現以下的文字：「康德教授先生所喜愛的一個理念是：人類之終極目的是達到最完美的憲章；而且他期望：一位哲學的歷史學家願意著手從這項觀點為我們提供一部人類史，並且揭示，人在不同的時代已接近或離開這個終極目的到什麼地步？再者，為達到這項目的，還有什麼事要做？」正如康德在本文標題的註解中所提到，他是特地針對這段文字所提出的問題而撰寫本文。本文最初發表於《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第4卷第11期（1784年11月出刊）。本譯文係根據普魯士王室學術院的《康德全集》譯出（第8冊，頁15-31）。

「普遍歷史」即是allgemeine Geschichte，亦可寫作Univer- salhistorie, Universalgeschichte或historia universalis。此詞可上溯至14世紀初，後來逐漸與「世界史」(Weltgeschichte/Welthistorie/ historia mundi)一詞混用，到18世紀才在歐洲（尤其是德國）思想界流行。大體而言，「普遍歷史」試圖超越地域與時代之不同，將人類在地球上的各種活動當作一個整體來探討。對康德而言，「普遍歷史」有別於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歷史研究，是要根據一個先天的理念來理解人類歷史；它是一種「引導的學問」（Leitwissenschaft），可以統攝各種特殊的歷史。關於此詞的演變，請參閱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 Reinhart Kosellek （H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Stuttgart: Ernst Klett 1972）, Bd. 2, S. 686-691。

無論我們在形上學方面為意志的自由形成怎樣的一個概念，意志的現象（即人類的行為）正如其他一切自然事件一樣，仍然按照普遍的自然法則而被決定。歷史以記述這些現象為務，而無論這些現象的原因隱藏得多麼深，歷史仍可使人期望：當它在大體上考察人類意志的自由之活動時，它能發現這種自由的一個有規則的進程；而且在這種方式下，就個別主體看來是雜亂無章的事物，就人類全體而言，將可被認為其原始稟賦之一種雖然緩慢、但卻不斷前進的發展。因此，婚姻、隨之而來的出生，以及死亡——在此，人的自由意志對它們有極大的影響——似乎不受制於任何規則，而根據這種規則我們才能靠計算事先決定它們的數目；但是各大國關於它們的年度報表卻證明：它們係按照恆定的自然法則而發生，正如極不穩定的氣候一樣——我們雖然無法事先個別地決定氣候之形成，但在大體上，氣候卻不會不將植物之生長、河川之流動，以及自然的其他安排維持在一個齊一的持續進程中。個別的人、甚至整個民族都很少想到：當他們都按照各自的心意，而且往往相互掣肘地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時，他們不知不覺地朝著他們自己所不知道的自然目標，以之作為一項引導而前進，並且為促成這項目標而努力。即使他們知道了這項目標，他們也很少將它放在心上。

既然在大體上，人在其努力當中不僅是像動物那樣，依本能行事，也不像有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樣，按照一個約定的計畫行事，那麼，他們似乎也不可能有任何合乎計畫的歷史（譬如像蜜蜂或海狸的歷史）。當我們見到人在世界的大舞臺上的所作所為，又儘管在個人身上有偶而閃現的智慧，但我們終究發現：

在大體上，這一切均由愚蠢、幼稚的虛榮，甚至往往由幼稚的惡意和毀滅欲交織而成之時，我們禁不住會有某種不滿。在此，我們終究不明白：對於我們這個如此以其優越性自負的種屬，我們該形成怎樣的一個概念。在此，哲學家的唯一辦法是：既然在大體上，他根本無法在人及其活動當中預設任何理性的個人目標，他便探討他是能否在人類事務的這個荒謬的過程中發現一項自然目的——根據這項目的，不按個人計畫行事的受造物卻可能有一部合乎自然的一項特定計畫的歷史。我們想知道，我們是否會成功地發現這樣一部歷史之一條線索，然後任由自然去產生有能力依此線索撰寫這部歷史的人。自然便產生了一位克普勒，他以一種出人意表的方式使行星的離心軌道依從於確定的法則。自然也產生了一位牛頓，他以一項普遍的自然原因去解釋這些法則。

第一定律

一個受造物的所有自然稟賦均註定有朝一日會有完全且合乎目的的開展。在所有動物身上，外在及內在的剖析性觀察均證實這點。在目的論的自然論中，一個不可使用的器官，一項達不到目的的安排是一種矛盾。因為如果我們放棄這項原理，我們便不再有一個合乎法則的自然界，而只有一個無目的地活動的自然界，而且無可指望的機運取代了理性的引導。